医学是一种人学
发布时间:2013-10-25  浏览次数:

    医患为何总是话不投机

  现代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这样教导我们:“医生有三大法宝:语言、药物、手术刀。”在他看来,良好的沟通、充分的叙述是最佳的治疗。可是,现在我们将第一大法宝丢了。

  苏州大学医学院老院长吴爱勤教授曾给我说起过这样一个故事:一位乡下老农来医院求诊,问明挂号有3个价位之后,径直挂了一个最贵的。吴院长看他衣衫简朴,便问其何故。老农说:“挂最便宜的号医生不让我说话,挂中档价位的号医生不听我说话。只有挂最贵的号,医生既让我说话,也听我说话。”吴院长乐了,原来我们医生常常不让病人说话,也不听病人说话。这反映出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技术性失语。

  许多病人常对我说,医生看病只会说3句话:“哪儿不舒服?”“带多少钱?”“自费还是公费?”除此以外再无赘语。接下来就是开具一大堆检验单或处方,整个诊疗活动就此结束,没等患者缓过神来,“下一位”的高声吆喝清楚地表达了逐客之意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医患沟通之门,导致医患“失语”现象的发生。

  一位女士心脏不舒服,到一家大医院挂了专家门诊,因为患者多,她怕耽误医生的时间,事先把病情归纳好,把准备的咨询事宜也条条罗列。轮到她时,她用最简洁的语言讲述了病情,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心脏就低头开处方。女士问:“要不要做个心电图?”医生不答话,仍旧写处方。女士有点急:“我心脏到底怎么了?”医生把处方递给女士,说:“更年期综合征,都写在病历上了。”女士很紧张,自己来看心脏病,却又出来个更年期综合征。医生没有再说话,而是拿起另一个患者的病历本,在边上等了半天的“下一位”立刻要女士让地方。女士一边站起来一边急匆匆地问了一句:“药里有没有激素,我有子宫肌瘤!”医生摇摇头,开始看下一个患者。女士不明白,自己花了9元钱挂专家门诊,可医生最后只和她说了一句话!

  在物化的医患关系中,人被简单化为一种像细胞、组织、器官一样的客体,丧失了“人”的特性,而医生也成了机器的附属,被机器所操纵。医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抑制,很难谈得上和患者倾心交流,更谈不上认真倾听。

  医学是“来自陌生人的照顾”

  很多人去看医生,有一个倾诉的愿望、沟通的渴求。从叙事医学的观点看来,疾病是一个故事,病人有眼泪要流,有故事要讲,有情绪要宣泄,有心理负担要解脱,这个过程就是治疗。过去,没有那么多高精尖设备,医生一是安静地聆听病人倾诉,二是倾身用听诊器聆听躯体的症候,“两听”再沟通,讲完以后病好了一半。

  不同于日常沟通,医患沟通是陌生交往语境里的实务沟通。哈佛大学医学院卢森伯格教授有一个著名的命题:医学是“来自陌生人的照顾”,也是与陌生人的沟通,沟通起点低,凭着小小一张挂号单,医生成为病人个人生活的“闯入者”。为了医疗和保健的目的,患者要将个人的秘密告诉医生,让医生观看、触摸私密的部位,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迎击伤害性药物与手术的干预,而他们对医生的德行技艺却知之甚少。

  很奇怪,人们健康时,生活在适意、恬静的家庭氛围中,尽情地享受着亲人的眷顾与温情,而一旦病魔缠身,躯体与心理遭受伤害时,却要暂别亲情的环绕,抛入“陌生”的环境,去向“陌生人”倾诉,并接受“陌生人”的救助与照顾。此时此刻,信任关系的快速建立尤其需要医者高超的沟通技能与技巧。而且如同卒子过河,只能进,不能退。顺则通,走向知情同意,走向患者的满意度、遵从度、美誉度;逆则反,互不信任乃至无法完成诊疗活动。在这种陌生的情景中,“沟通”变得格外重要。

  医学目的跟职业困惑连在一起,医患应共同担当

  当下医患关系“紧张”说的就是心存疑虑、信任不足。我始终认为,“信”在这里有三个层面的意思:第一是信誉,但在目前社会大环境下,医生信誉普遍不佳;第二是信任,医患关系托付的是生命,和普通的托付完全不同;第三是信仰,信仰在这里指的是医患双方对医学职业和医患关系的理解,是一种爱,是一种平和的托付,是发自内心的真诚。

  很多时候,医生总是面临两难境地,有时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医疗决策。而这样的决策,是否会带来可能的并发症呢?确凿性的答案难以回答,毕竟医疗上的决定是错综复杂的。当你遇到三岔口的时候,很难决定要走哪一条,但是又不得不选择其中的一条路。

  医患冲突发生后,医生们往往出来诉苦,直指“媒体和患者对医学知识了解太不够”。那么作为普通民众,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呢?

  而目前民众正陷入一种 “知道越多,误解越深”的怪圈。知识不是信仰。民众缺的也不是医学知识,而是正确的生死观、痛苦观、疾病观。古人曾对每一个生命的离去保有尊敬和诗意,但在现代的技术主义、物质主义面前,大家都遗忘了。正在进行的医改不仅要解决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,其更高、更远的终极关怀,是寻求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。我们必须认识到,人人都渴望健康,健康是人生的美好愿望,是尊严和希望,但不是欲望的伸张,更不是奢望的实现。生病、痛苦、衰老、死亡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事情。而医生绝非无所不能,他们常常需要在疗效与代价之间做出决断,尤其需要得到病人的理解和支持。在疾病面前,医生和病人目标是一致的,应该共同承担。

  医学目的跟职业困惑是连在一起的,医学总是有理想的,医学理想是创造一个世界,那里没有疾病、衰老和痛苦,甚至没有死亡。但是这个理想过分远大,而且某种程度上也不符合人类生命的归宿。我们现实的医学,包括技术手段和道德手段,都比这个理想要低。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理想?理想在那里我们要不断地仰望它,朝着它去努力,这是一种召唤。我们要跟理想对话,通过对话使得我们现在的工作有意义。

  人总是希望有越来越好的结果,但生命就是一个越来越差的过程。医生在这对终极的矛盾中将如何扮演角色

  大家都说医学是 “救死扶伤”,这包含了技术强权逻辑,有违自然法则。扶伤没有问题,当真正的死亡来临是无法“救”的,只能接纳。

  早在古希腊时代,伊壁鸠鲁就告诫人们:活得幸福与死得安详同样都是一种艺术。而技术与财富的蹿升,使人们越来越将死亡看做一种医学上的衰竭,而非生命的归宿。安然顺应或痛快接纳死亡被视为不思进取。现在物质生活好了,钱包鼓了就开始不认命,老百姓心中有一个“理想”三段论逻辑——大前提:只要有高水平大夫、高消费投入,自然会出高疗效。小前提:我进了最好的医院,见了最好的医生,花了高额的费用,接受了最好的治疗。结论:一定药到病除,痊愈出院,平复如初,皆大欢喜。

  但现实生活中的逻辑却是一道医疗不等式,钱花了,罪受了,病情没有改善,反而危重了,残障了,甚至不治身亡。于是,产生了不理解、不信任的情绪,这意味着彻底否定现代医学的不确定性,也否定了生命的偶然性。

  事实上,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宿命,肉体的生命无法永恒,医学是帮助我们在有限时空里活出品质、活出尊严的科学。医生的工作更多的是“有时去治愈,常常去帮助,总是去安慰”,只有全社会都拥有知敬畏、有品质、有尊严的生命观、疾苦观、医疗观,才能自觉抵御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这两大现代医学发展中的“暗礁”,从而优化生活方式,实现社会的可持续运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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